卜祥记 易美宇丨叙事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及其限度
摘 要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之际，以流行病学为理论模板的叙事经济学之出场似乎稍显苦涩。但是，疫情的肆虐无法抹杀叙事经济学对当下世界经济趋势的真知灼见。作为经济决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叙事经济学无疑为人类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而对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而言，它具有更为深层次的参考价值。
作者
卜祥记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易美宇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
学院博士生
摘自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4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9期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之际，以流行病学为理论模板的叙事经济学之出场似乎稍显苦涩。但是，疫情的肆虐无法抹杀叙事经济学对当下世界经济趋势的真知灼见。作为经济决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叙事经济学无疑为人类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而对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而言，它具有更为深层次的参考价值。
叙事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叙事经济学是行为金融学思想的高度总结，它显示出鲜明的非理性叙事谱系特征，精准地切中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症结，展现出对经济学的人文性、知识融通性等新趋向的当代期待，具有较大的理论贡献。
（一）非理性叙事谱系中的叙事经济学的出场
作为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对“经济人”与“看不见的手”的判定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起点与格律。后世经济学家们从理性利己的人性与完善的市场机制这两个抽象假定出发，建造起主流经济学的巍峨大厦。然而，现实中一再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人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从未停歇。此间，从非理性之维向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教条发起挑战，是颇引人瞩目的思潮，正是在经济学这种强烈的非理性趋向及其谱系中，希勒在一般经济学范式的意义上草创出叙事经济学的理论叙事。早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希勒就把心理因素和行为分析应用到金融领域，进而开创了行为金融学，凭借非理性繁荣理论与提出有效市场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大家尤金·法玛同获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师。在与阿克洛夫合著的《动物精神》一书中，他们强调经济学必须关注在凯恩斯思想中被裁剪掉的“动物精神”。在该书中，希勒将作为“动物精神”的重要方面的“故事”视为引起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希勒对于“故事”的重视，在《叙事经济学》一书中得到了系统性呈现，由此开创了叙事经济学。应当说，叙事经济学把经济学的视野拓展至鲜活的社会生活场域和个体感性体验中来，把依赖于抽象建模和数理统计的主流经济学带回到具有温度的、人情味儿的生活世界之中，为经济学加载上一个能够感知生活世界的模块与理论芯片，进而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打开了一条正确理解经济现实的通道。
（二）因果关联：经济叙事与经济变化的双向关联
希勒开创性地分析了叙事之作为经济叙事的心理传导机制及其对经济变化的影响，他把在叙事星座与现实的经济活动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视为叙事经济学的关键问题。为此，希勒首先讨论了经济叙事传染性及其病毒式流行何以可能？他通过对经济叙事的五种人类学特征澄明了经济叙事得以病毒式传播之谜，并进一步提出叙事星座概念，为经济叙事的强大传播力以及对经济走向的巨大影响力提供佐证。另外，希勒还从神经科学出发，提供了经济叙事具有传播性的多元证据，如他认为经济叙事的传播性与人类大脑的故事结构、心智模型、集体意识、非理性冲动、情绪启发具有重要关联。希勒强调，经济叙事的病毒式传播与现实的经济变化之间的因果关联被当代经济学家忽视，而在二者间建立起关联，把叙事作为影响经济行为的重要机制和做出经济预测的关键考量因素引入当代经济学，就是希勒做出的开创性的工作。希勒还从经济叙事的关键性特征出发，提供了7个经济叙事的基本构想，为经济叙事速写了一张“肖像画”，以便我们可以借此准确地识别、预测和处理由其引起的经济事件。
（三）理论建模：叙事经济学的流行病学模型及其未来发展趋向
希勒致力于根据原始SIR流行病的核心模型来对经济叙事的病毒式传播加以分析、理解与建模。希勒认为，受叙事影响好比感染病毒，“向外传播叙事”好比传播病毒，“遗忘叙事以及失去讨论的兴趣”好比战胜病毒（康复）。经济叙事的流行速度与规模将取决于传染率与康复率、易感人数与康复人数的相对比值，但无论流行速度的快与慢、传播规模的大与小，它都会呈现出典型的驼峰式流行病曲线。尽管经济叙事的流行图景具有极其复杂的复发、变异与并发等情况，但是希勒认为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对SIR这一核心模型和程式加以灵活扩展。如此一来，观测、运演以及对复杂的经济叙事进行理论建模就成为可能了。不仅如此，希勒还强调，未来叙事经济学研究要高度重视数据，这就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数据库技术和文本搜索能力的飞速发展。这些技术不仅可以开启进入人们生活世界、情感世界的通道，还可以为经济叙事传播模型提供海量的数据，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现实经济世界提供强劲助力。
叙事经济学的理论限度
在讨论叙事经济学的理论贡献时，保持审慎是必要的。当我们自觉将其置于原则高度的反思之中时，其理论限度也就显现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唤醒与自觉坚守之必要性和重要性亦随之凸显。
（一）外部反思：颠覆还是修补？
叙事经济学将非理性因素纳入经济学理论模型之中确实是一种理论突破，但是我们不宜给予其过高的评价，因为本质地看来，它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在理论修补。首先，希勒在谈到叙事经济学的理论边界时坦言，叙事经济学并不是要彻底颠覆和解构理性经济学大厦，而是要把“叙事”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引入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从而使经济学增强对现实的解释力。其次，不论是希勒与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尤金·法玛之间的争论，还是叙事经济学与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冲突，都不过是金融学和理性经济学体系的内部之争，而且这一争论远没有达成或取得一定的定论和共识。应当看到，尽管行为金融学和在此基础上凝练出的叙事经济学较好地解释了各种金融和经济异象，却并不意味着新古典金融学有效市场理论的破产，因而也并不意味着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最后，经济叙事与经济事件的因果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性证实。尽管希勒从不同角度试图确证经济叙事与经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希勒所确立的因果关系并不稳固。从经验或直观的层面上来看，经济叙事会影响人的经济行为，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但是，当人们试图用经济科学的方法确定叙事与经济增长或衰退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它立刻就变成一个极为复杂而艰难的课题。就《叙事经济学》一书来看，叙事经济学显然还无法把握充分的证据来证实因果关系，这也就削弱了其对主流经济学的冲击力，因而至多只能算是一种理论体系的内在修补。
（二）主体模糊：资本还是民本？
希勒的叙事经济学仅对各类经济叙事的主体进行了事实性描述，而回避了对叙事主体的进一步反思与追问，使得叙事主体晦暗不明、模糊不清。对价值立场的回避，使得叙事经济学依然面临着成为价值无涉的“黑板经济学”的风险。
希勒承认，叙事是可以而且大多是被建构的，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却有意回避了对叙事主体的进一步反思，仅仅把它当作事实予以描述，其目的是使叙事经济学顺利地融入作为科学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处理方式所导致的后果是，经济活动主体的非理性因素与其他因素一样，在被技术化、数学化处理后，被纳入经济模型的数学函数中，主体的价值判断及其道德诉求面临着被剔除在模型之外的风险。平心而论，希勒对事实判断的偏好客观上大为削弱了他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力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深刻，原因就在于他非常注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主体性资本以其逐利性、博弈性、脱域性三大秉性完成了主体化转化，资本取代了人成为一种主体性存在，也理所当然地翻转为叙事的主体。主体性资本在人类头脑中虚构出以资本增值为轴心的永恒神话叙事。在资本叙事中，资本具有通约一切的权力，左右与支配着人类的情感、意志及其全部生存意义。人类沉沦于货币幻象之中，其所思所想、所忧所虑、所欢所喜均与货币相勾连。可见，在现代性视域中，资本乃是永恒的叙事主体，而一切叙事之所指亦全为资本。简言之，资本叙事支配人。显然，希勒是无意探究与揭示经济叙事背后的主体性资本座架世界的深刻本质的。
（三）关系不清：浅表性关联还是根本性原因？
第一，希勒对经济叙事与经济事件的因果关系前后表述不一、充满矛盾。希勒在《叙事经济学》中断言二者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并使用大量的篇幅与诸多角度对其加以论证。但是在他的两条论证路径中，即经济史路径与经济科学建模路径，均可看出他对证成二者之间因果关系的不自信。尤其是当希勒考察重要叙事和叙事星座与经济萧条和衰退的关系时，他极不自信地使用了“有可能促成了”“加剧了它们的严重程度”等模糊词句，面对这些复杂的重要叙事和叙事星座，希勒异常纠结和自相矛盾地承认“无法给出最终的因果关系证据”。由此可见，希勒仅仅在一般意义上论证了经济叙事与经济变化的关联，至多指认出二者之间的浅表性关联。
第二，希勒把由经济叙事所引起的心理恐慌作为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一结论是非常可疑的。在为经济危机寻找根本原因时，他过于强调由经济叙事所引发的心理恐慌，甚至将其作为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根本动因”。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把导致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之于投资者或消费者的心理恐慌呢？同时，他们的心理恐慌又是由何种原因导致的？这就需要从经济叙事背后的经济事实出发来予以分析，这一问题的提出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术传统中寻求答案。
叙事经济学的启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程式有助于划定叙事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及其限度，更好地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建构与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复归主体：从资本叙事到人民叙事
希勒所回避的经济叙事主体仍然是主体化了的资本。本质地来看，资本叙事乃是资本座架世界的工具与话语表现。看似体现人之自由意志的能指符号实际上乃是资本叙事对市场非理性的一种编目与运作。在精神层面上，自由意志被资本的逐利私向化和资本权力的扩张秉性所支配与驱动，沦为资本展现其意志的手段与工具。在现实层面上，资本逻辑及其合法化叙事的展开直接带来了对人性、自然与他者的摧残，引发了深重的现代性结构性危机。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自觉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程式，揭示与澄清经济叙事的资本叙事实质，破除主体性资本所建构的叙事幻象，实现经济叙事主体从资本向人民复归。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书写者与叙述者。从资本叙事到人民叙事，就主体性而言，乃是从经济性到人民性的根本性转换。人民叙事不再是以资本增值为轴心的故事虚构，而是以人民生存与发展为终极目的的实践性建构。这一点已从“美国梦”与“中国梦”叙事各自的现实经济效果中得到明证。目前我国提出的“美好生活”“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叙事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实践的脚本，其人民性内涵不断得以丰富、拓展与深化。
（二）打破壁垒：从“经济学帝国主义”到学科联盟
从经济思想史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至今已严重偏离了亚当·斯密对经济学性质的初始理解。在斯密那里，他所理解的经济学乃是伦理学的组成部分，与哲学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但是，随着近代西方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兴起，经济学的哲学性质逐渐被剥离，直至最终完成科学化转向。这一转向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学对自身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完全拒斥。经济学彻底投进数学的怀抱，逐渐形成“独门独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展示出来日益强烈的科学化倾向，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当代经济学回归哲学，进而走向与诸多人文学科的联盟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叙事经济学的出场可以被视为经济学与多学科联盟的典范。当西方主流经济学仅仅局限于与数学等学科的结盟与融合时，希勒看到了经济学与各人文学科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并试图借助对经济叙事影响经济行为的分析，探讨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希勒的理论探索与尝试对于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叙事的新经济学，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这也就意味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同样必须打破固有的学科壁垒，在多学科合作与融合——尤其是必须在与人文学科的合作与融合的理论视域中展开。
（三）追问根源：从心理恐慌到资本逻辑
希勒将经济叙事的病毒式流行所引起的心理恐慌视为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至多承认由经济叙事所引发的心理恐慌是“促成了”或“加剧了”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的关键性因素，而非“根本动因”。对此，马克思早在1856年10月的《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1859年4月的《金融恐慌》两篇文章中就对“恐慌”之于经济危机的作用予以了澄清。在马克思看来，金融恐慌实际上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追问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也是贯穿于同一时期的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最终把导致危机的根源归之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根源的分析具有重要启示：对经济危机之根源的追问与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必须唤醒与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程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为流行经济叙事与经济变化的浅层关联提供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视野与反思空间，并从以下两个方面突破叙事经济学的理论限度：一是有助于揭示经济叙事的资本叙事实质。叙事经济学的经济学技术路径依赖，显然还无法求解叙事之本质，唯有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程式，才能察觉以非理性因素为特征的经济叙事在其本质上仍然生发于资本逻辑的“理性狡计”。二是有助于将对经济叙事的思考置于历史哲学大尺度分析坐标之中，进而缕析出作为经济危机之根源的制度性痼疾与资本逻辑症候。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上，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出发，深刻揭示了以竞争和积累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再生产矛盾和利润率下降、有效需求以及经济危机与周期波动的运动规律。因此，只有借助建基于作为真正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之上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深刻揭示经济危机之根源。建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是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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